1949年10月，是“黎明前黑暗的日子” ，蒋介石“划江而治”的梦想破产后，蒋家王朝认为他们的失败是对共产党手软的结果，于是国民党反动派在溃败前夕，命令国民党特务分批屠杀狱中革命志士。贵阳被捕的革命者也难逃此劫，11月11日这一天，包括贵大学生在内的24人被害于贵阳北郊沙河桥和南郊马家坡，这就是震惊全省的贵阳“双十一惨案”。革命烈士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正气之歌。
1948年，国民党贵州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谷正伦亲自主持“贵州省党政军特种联席会”（黔特会），企图在国民党反动派全面崩溃之际，对贵州的革命者进行全面的大逮捕和疯狂的大屠杀。这场逮捕从贵州大学、清华中学下手。
1949年6月初，保安司令部情报处对贵州大学师生伸出血手，先后逮捕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盟员、贵州大学教授、清华中学教员、师生员工30余人。
6月17日深夜，隐蔽在六广门杂货店（“新青”的地下联络点之一）的地下党员倪嗣文带着进步书刊行经中华中路时，被省会警察局二分局拦截检查，发现倪携带进步书刊，当场将其逮捕。次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肖元乾和店员马毓藻同时被捕，杂货店被查封，牵连被捕者10余人。
6月23日，“中统特情”肖开勤发现王启霖的行踪，派军警特务搜查白沙巷王宅，捕走王启霖、刘家祥夫妇及其年仅1岁的女儿。特务还逮捕了由黔北调来贵阳工作的地下党员谢焕耀。此后，乐恭彦、肖家驹、郭可诹等四五十人先后被捕。
从5月至11月，仅贵阳地区被捕的地下党团员和爱国志士就有90余人。大逮捕还从贵阳地区逐渐扩大到省内20余县。
好头颅换取九州同，心如铁
被捕者主要关押在文昌阁、鸭子塘和中山公园监狱，其中多是年轻的贵大学生，他们以拥共反蒋的政治态度组织进步学社、参加斗争活动，追随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协助共产党完成革命任务。纵然身陷囹圄，革命精神仍然高昂，“同志们，向太阳向自由，向着那光明的路！你看那黑暗将除尽，万丈光芒在前头！”杜蓉在狱中带头唱起铿锵的呼唤自由独立之声。
但就在贵阳解放之即，国民党反动派在仓皇逃跑前，对囚禁在鸭子塘、中山公园等监狱的革命者进行了疯狂的大规模屠杀，但这场大屠杀首先对准了贵大学运领袖史健。
9月28日，贵州省保安司令部以“参加叛乱组织，煽动学潮，从事叛乱”为名，并捏造了“在贵州大学杀害学生李志远”等“罪状”，将史健公开杀害于马家坡。
11月11日上午，国民党贵州省党部主任委员黄国祯到省保安司令、代省主席韩文焕家，韩文焕拿出处死者名册要他签字，说是谷正伦批阅过的亟待处理的案件，黄国祯签字后，当天中午，特务们即从鸭子塘和中山公园监狱用卡车押解24位革命志士，分别杀害于沙河桥和马家坡。在沙河桥边殉难的革命志士被国民党警察草草挖坑掩埋，殉难于马家坡的革命志士则被尸弃荒野。
1949年11月15日，贵阳获得解放。烈士顾希均在写给妻子的信中写道：“现在已经是黎明前，快亮了，我们将在胜利的阳光下，带着我们的东儿，在河滨公园、南明河畔散步，过多么幸福的生活！”
“双十一惨案”殉难烈士名录：
张凤鸣、杜蓉（女）、金芳云（女）、陈开秀（女）、毛克诚、高言善、陆永忠、黄厚文、徐绍敏、何自达、乐恭彦、刘家祥（女）、戴绍民、顾希均、刘端模、王天行、袁克勤、郑德霖、黄英琪、张乾、聂汝达、柏辉文、王永年、唐正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