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人物档案

革命启蒙——贵州大学

1944年秋，史健进入贵州大学外语系。这一年，日军侵入黔南，贵大暂迁遵义。当时国立浙江大学也内迁遵义，浙大校内有进步老师执教，同学中充满民主气氛。日寇从独山撤退后，1945年春，贵州大学迁回花溪。由于受浙江大学民主进步思想的影响，回花溪后，学校里要求民主、反对禁锢思想的情绪日愈增长。在进步同学的强烈要求下，学校当局被迫同意民主改选被三青团把持的学生自治会。

史健既是这块园地的勤奋耕耘者，又是忠实的读者，一有空他就在阅览室阅读各种报刊。与史健熟识的地下党员区炜，发现他思想进步，有强烈的爱国热情，便找些进步书刊给他阅读，如《大众哲学》《通俗经济学讲话》《新华日报》以及鲁迅的小说、杂文等，这对史健的思想起到了革命启蒙作用。当时贵大的一批进步教师方敬、陈遗、李振麟在校执教，对史健等一批青年学生的爱国民主进步思想也起了积极的促进和启迪作用。

1945年秋，抗战胜利后，时值国民党中央训练团招考译员，他便以报考译员训练班为由办了休学手续。到重庆后，与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去延安事宜，因时机错过未能成行。1946年5月，史健离开重庆，随中央大学复员队伍到达南京，旋回家乡滁县，在怀远中学担任英文代课教师。他用自己的所见所闻，向同学们讲述反动统治的腐败和为富不仁之辈的种种情况，启迪青年们追求进步和民主的意识。

史健回滁县家乡一段时间后，心里始终惦记着贵州，他没有忘记这块长期闭塞、有待热血青年去开拓的土地。为了筹措回贵州大学复学的费用，他变卖了家中仅有的小量田产，于1947年夏秋之交再次回贵大复学。

革命高地——高原文艺社

1947年5月，南京“五二O血案”的消息传到贵阳，适遇省保安团士兵殴打贵大工学院学生，激起广大师生的愤怒，贵大数百名学生由花溪徒步到贵阳，举行抗暴示威游行。史健被推选为代表，到贵州省政府与反动当局谈判，要求惩办凶手，赔礼道歉。省主席杨森被迫承诺惩办凶手，派车送学生返校。这一斗争的胜利，初露了史健的组织才能和胆识，从此，史健在同学中树立了威望，而马滕淮对史健更加恨之入骨。

1948年下半年，史健和陈勃如、黄洁尘等同学商量建立宣传阵地，从事合法的民主进步活动，并通过这些活动把更多的同学团结起来。他说:“北方有陕北高原，革命火把已烧遍大地;南方的云贵高原，也要烧一把火啊!”于是他们研究决定成立“高原文艺社”。史健说:“成员先不要多，要信得过的，要由小火把到大火把。”就这样，他们分别串连了八九个可信赖的同学，成立了高原文艺社。

高原文艺社的同学贴出《高原文艺》墙报，出刊两期后，深受广大同学的欢迎。可是，墙报贴出不久便被撕毁，史健意识到有人暗中捣乱，于是把墙报改为油印小报在同学中散发，影响逐渐扩大。他还对高原文艺社的同学说:“《高原文艺》不能光办成纯文艺性的东西，要有战斗性!”而后，便以《高原导报》的刊头出刊，进一步充实和丰富了刊物的内容。

在史健和进步同学的共同努力下，高原文艺社改为高原社，出刊《高原导报》，成为跨院系的社团。《高原导报》以崭新的面貌刊载了《我们的态度》《贵大往何处去?》《死水》《界石》等文章，抨击时弊，鞭挞黑暗，憧憬美好未来，反映青年内心的向往。《高原导报》还开辟了“道听途说”一栏，报导外地消息，揭示国民党反动政权倾颓覆灭之势，以激励同学们的斗志，并主动协助和联合其他社团组织举办各种讲演会和报告会。到1948年底，高原社已成为包括衡岳、皖风、珠江、崛峨等学会，拥有众多成员的全校性组织。

革命绽放——英勇就义

1949年，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分崩离析，军事上土崩瓦解，政治上众叛亲离，经济上陷入空前混乱，通货恶性膨胀，苛捐杂税，抓兵派款，弄得民不聊生。学校教职员工已难维持最低生活，教授子女被迫上山采摘野菜。高原社的同学与各院系联络，广泛发动同学，呼吁救助师长员工的饥饿，掀起反饥饿运动。3月中旬，同学们纷纷贴出标语为师长鸣不平，各进步社团酝酿召开学生代表会，讨论改善教师待遇的问题。3月21日，在全校系代表会议上，史健被推举为抢救师长员工，反饥饿大会主席，并选出以他为首的主席团成员。

贵州反动当局为扑灭贵大反饥饿运动的烈火，镇压贵阳学生运动，把史健视为眼中钉，制造借口，捏造罪名，必欲置之死地。保安司令部情报处派遣大批特务，在花溪“小憩”设立大本营，布下屠杀贵大师生的杀手。6月12日，史健在保兴民、班必儒、王继衡和金春琪的护送下，离开花溪，到平坝马场曹文灿家住了几天后，步行去安顺。反动当局为加强对史健的侦捕，凡被认为与史健有关系的同乡、同学、教师都遭株连，或传讯，或逮捕，或拘押。被株连拘捕的贵大教授有丁道衡、顾光中、陈述元，贵大学生有王继衡、班必儒、金春琪等20余人。

史健逃离贵阳后藏于安顺的行踪被张廷休等密报，特务即前往跟踪缉拿。1949年7月1日，史健在安顺参加贵大工学院助教范永发的婚礼时，被特务开枪击中胸部和足背而被捕。

史健被捕后，先后被关押在贵阳警备司令部、贵阳岳英路看守所。狱中，史健受尽酷刑，浑身肌肤无一完整。他对难友坦诚地说:“我根本不在乎这些酷刑，我没有组织关系，绝不牵涉到任何人。”他还对难友们说:“天快亮了，我这点伤痛和疾病算不得什么，即使牺牲了，也是值得的!”面对审讯的特务，他大义凛然地说:“若要杀我，任你们栽诬，否则，绝无其事。”浩然正气，使特务膛目结舌。1949年9月28日史健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杀害。

来源：中共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校史馆、贵大官网

整理：彭林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