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7日，在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宁梅教授的带领下，校友总会、离退休处等相关部门寻访了贵州大学原外语系主任熊寅谷教授。值此贵州大学建校120周年之际，看望默默付出的老教师，为他们送去学校的关怀，探寻学校的悠久历史，挖掘深厚的文化内涵，进一步增强了对学校发展史的了解和认同。

熊寅谷先生非常热情地接待了寻访的老师，畅谈当时在学校工作的情景以及难忘的故事，向大家展示自己悉心收藏的贵大校友手册、老照片等资料，熊寅谷先生在回忆中表达了对学校浓浓的感情，并祝愿学校蓬勃发展，桃李芬芳！

风雨话沧桑：“我与贵大三十多年的感情”

忆起建校早期的贵州大学，是充满曲折经历和红色基因的。熊寅谷先生说道，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北大、清华等高校为了躲避日军的轰炸内迁到云南昆明成立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也正是受此影响，1942年，国立贵州大学成立，“被日军占领的地方的老师不惜步行几十天来到贵大教学，这种深切的爱国情怀是我们学校骨子和血液里所赓续延绵的。”当时在英语语言系任教的有全国知名学者、翻译家杨宪仪，我国第一个翻译易卜生作品的译者潘家洵等。

 “1950年，我从贵州师范学院毕业，1958年贵州大学恢复重建，1959年底，我才来到贵州大学外语系执教。”据熊寅谷先生回忆，当时的外文系（如今的外国语学院）有英语专业、俄语专业，经过多年发展，又增加了日语专业等。在当时党委第一书记、副校长陈希文的带领下，贵大的教学质量不断提升、办学条件也变得越来越好。“我开始任教的时候，就有来自美国、新西兰的外教，后来又增加了日本的外教。”

2019年，熊寅谷先生带领的恢复高考制度之后的第一批英语专业的学生20余人齐聚外国语学院，庆祝他们进校40周年。“我最开心的是能为学校和国家培养这么多人才。”彭望蘅教授、吴晓奇教授等都是出自熊寅谷先生门下。

明月照辉煌：“我真心希望贵大越办越好”

在谈到自己的教学经验时，熊寅谷先生说道，“首先要培养学生的兴趣，他们有了兴趣，自然就有了学习的动力。”外语是我们对外交流的重要语言工具，熊寅谷先生告诉我们，不论是对于年轻教师还是广大学生，要想学好外语，一定要多与以此为母语的人交流。

 “我们学校和学院是非常注重人才培养的。”现任全球CEO发展大会联合主席、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席龙永图便是从外国语学院走出去的，“在当时外语系党总支书记许先华以及学校领导的举荐下，龙永图得到外交部认可。”当时与其同班的还有朱敏才等。熊寅谷先生表示，同学们悟性高、很好学，相信外国语学院未来一定会培养出更多优秀的人才。

三尺讲台，承载了您对学子的殷切期望；三寸粉笔，书写了三十余年的付出故事。虽然已经退休多年，但是熊寅谷先生依然非常关心学院和学校的发展，经常回来看望学校。熊寅谷先生为自己是贵大的一员感到无比光荣和自豪，有说不完的故事，道不尽的感情。贵大始终秉承“兴学育人”办学初心宗旨和“明德至善 博学笃行”的校训，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推进部省合建和“双一流”高水平大学建设。在贵州大学建校120周年之际，熊寅谷先生为校庆送上真挚、美好的祝福：“党和国家非常重视贵州大学的发展，我也真心希望学校越办越好，多开展交流，多培养人才，为国家工作贡献力量！”

以下为熊寅谷先生关于贵大的回忆

今年，贵州大学将迎来建校120周年华诞，我从1959年起到贵大工作，直到1992年退休，长达33年。这所学校的历史，及我工作期间的一些经历，对于我来说印象很深，因此，特笔之于书，供读者参阅。

先从贵大的建立说起，二十世纪，世界已进入现代化，我国因长期封建保守，备受列强侵略，因此，全国人民无不希望国家强盛起来，要达此目的，首先要从教育改革做起，清光绪晚年，试行新政，首都北京及一些大城市，相继试办新的学堂，1902年，贵州巡抚邓华熙上奏清廷，要求建立“贵州大学堂”，清廷很快批准，这就是贵州大学的来由。

贵州大学堂开始时有两层组织，学习两年的称为“备斋”，学习四年的称为“正斋”。学生来源由府、州、县选送有科举考试成功名的人员入学。

这种学堂，在京、津、泸等城市早有先例，贵州地处西南，十分落后，很多方面都向先进省市学习。因此，在建立贵州大学堂的同时，也建立了几所小一些的学堂，称为“学院”。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这次战争进行了八年，直到1945年，我国和同盟各国战胜侵略者为止。八年的抗日战争，使我国遭受重大损失。但是，在教育方面，特别是西南地区高等教育，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原因是北方及沿海地区的高等学校，不少往西南迁移。如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迁到云南，成立了“西南联大”。浙江大学，大厦大学（今天的华东师范大学）迁到贵州。这些大学内迁，对所在地的教育起了很大的示范作用和直接帮助。例如：贵州大学堂开始时困难重重，外地迁来的浙江大学就提供了很多帮助。无论是师资、设备，浙大的帮助是多方面的。因此，两校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抗战胜利后，浙大迁回浙江，这种校际感情一直没有中断，持续到现在，真难能可贵！

1942年，国民党行政院决议，建立国立贵州大学，根据教育部训令（第字26263号），贵州原有的农工学院和其他一些院校，合并成为“国立贵州大学”。聘任张廷休为校长，国立贵州大学设五个学院，共十四个系和一个专修科，它们是：中国文学系、英语语言文学系、数学系、历史社会系、数学物理系、化学系、地质系、政治经济系、工商管理系、法律系、土木系、矿冶系、农经系、史化系、农林系及商贸专修科。是贵州省唯一的多院系的大学。

1945年抗战胜利后，又经过三年多的国内战争，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1月15日贵阳解放，贵州军区接管了贵州大学。此前，张廷休已移居台湾，解放军军事接管后成立了贵州大学校务管理委员会，丁道衡任主任委员，顾光忠、杨涛、陈述元任委员。此时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贵州大学，已是一所新的大学了。1951年陈述元去北京，托人请毛泽东主席为贵州大学提写校名，毛泽东主席答应了，写好后派警卫员送给陈述元。现在，“贵州大学”四字就是毛泽东主席所提写校名的复制放大。

1953年以后，贵州大学与其他省的大学一样，进行了重大的调整和改编。英语语言文学系并入四川大学， 数学物理系并入云南大学，其他系分别解散或并入省内外高等学校。只有农经、农化、农林三系合并成为独立的贵州农学院，院址在花溪。

1958年，中共贵州省委根据毛泽东主席在党中央成都会议上的指示，作出恢复重建贵州大学的决定，在贵阳师范学院进行复建筹备，并组成“中国共产党贵阳师范学院、贵州大学联合委员会”负责建校事宜。

1958年，贵州省委决定，将从北京全国总工会调来支援贵州的陈希文，任命为贵州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副校长。

（陈希文校长）

陈希文上任后，直到他1981年离休，一直担任贵州大学领导，他的为人，作风，领导方法都为贵大的师生所称道。首先谈他调来时的情况，陈希文在北京历任全国总工会文教部副部长，全国总工会编辑室主任，工人出版社社长等职。调到贵州后，得知贵州省委书记周林的行政级别比自己还低，他认为这样不恰当，于是主动申请将自己的级别降为省委书记之下。这种作风，是前人从未有过的，受到了所有人的称赞。

复校之新，百废待兴，财政困难，师资缺乏，陈希文带领王在中、魏宏等一批干部，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工作，保证了复校招生上课，又亲自主持制定了《贵州大学十年发展规划》。这就大大地鼓舞了广大师生、员工奋勇前进的信心和决心。

对于教学工作，陈希文主要依靠各系的党总支。他对各系党总支书记的请示报告，无不细心研究，认真处理。以外语系为例，当时的外语系有俄语、英语两种本系专业。外语系从贵阳师院迁出，到花溪贵大后，英语教师特别缺乏，从北京外语学院分来贵大的两个毕业生周静梓与潘衍明，都是“右派分子”，安排他们在外语系英语专业上课，是否可靠？党总支部书记许先华左思右想拿不稳，只好请示陈校长。陈校长经过考虑，认为没有问题。后来事实证明，这几个老师都没有在课堂上有什么政治上错误的言论，而且教学效果都不错。陈希文以“用人要讲政治，但不能唯政治论”的观点，深深影响各系的领导。

陈希文校长高风亮节，清正廉明，为公破私。他夫人在贵阳市内上班，那时从花溪到贵阳交通不变，公交车时有时无。陈希文坚决谢绝学校为她安排车子接送。那时，全校只有一台为校长购置的小汽车，陈校长只是因公外出时使用，如是私事，他总是坚持付汽油费。对早年牺牲的战友的子女，他关怀备至，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上，不时给予帮助和照顾。1994年去世前，他没有子女，他对夫人陛仁真立下遗嘱，不建墓，不立碑。将骨灰撒放在校园内广播山上的树下，并嘱咐夫人将家中43000元积蓄全部捐给贵州大学的贫困学生。

前不久（2022年4月6日），我校广播山景观提升工程竣工，校党委书记李建军，副校长张大林和其他负责同志，到广播山陈希文书记骨灰撒放处，举行了建碑仪式。陈希文纪念碑高22cm，表示陈希文在贵大工作了22年，宽58cm，表示陈希文1958年来贵大工作，长91cm，表示陈希文91岁去世。在仪式上，李建军书记和张大林副校长依次向纪念碑行礼并献上花圈。这种纪念活动，贵大从来没有举行过，说明陈希文校长感人之深。

陈希文是新中国成立后省委派来贵大领导全校的第一任老党员，他又是高级知识分子，因此，每周末他对全校师生员工的形势（政治）报告都受到每位听报告人的重视。他强调政治和义务（专业）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政治觉悟高也要求学习专业好。陈希文的讲话深深打动了每一位听众。1962年，周恩来总理在广州全国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明确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也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陈毅副总理也在会上指出：“知识分子是人民的劳动者，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脑力劳动者，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周恩来和陈毅的讲话，和我校陈希文书记的意思是一致的，此时，报刊杂志也发表了许多文章，说明政治与（专业）业务的统一关系。从此，学生和教师对本专业不敢多花时间的错误看法改变了。教师认真讲课，学生努力学习的风气形成了。外语系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不敢提倡学好本专业的风气转变了。因此，此后几年，学生中学业成绩好的人数大大增加。

学生毕业后，面临工作问题，那个年代不是自己去找工作，而是用人单位来学校有关系科要人。1966年以前，每年大学生毕业时，不仅本省各用人单位，甚至北京一些中央机关也来贵州索要毕业生。那几年来贵州大学要毕业生的中央机关不少，例如：1959年外语系毕业生李景光被外交部直接要去，到达后参加专家组的专业水平考试，其成绩优于某些名校毕业生。这引起了用人单位的重视，他被立刻录用。李景光几年后被调到海外工作多年，后来出任中国驻英国总领事。他常说他外语成绩的取得，受益于贵州大学外语系的培养。59级毕业生刘大鹏被解放军总政治部要去，同年李荣长被要去分到解放军外语学校等等。这里，我应特别介绍一位杰出校友龙永图。

龙永图是1961年考进贵大外语系的，1965年毕业时，北京中央外经贸部派人来贵州大学外语系要优秀毕业生。外语系党总支书记许先华强烈推荐龙永图，但是校内有人反对，说龙永图家庭成分不好，他的父亲是国民党党员，许先华书记详细向大家介绍了龙永图的家庭情况。龙永图的父亲在旧中国是国民党员，但未担任过要职，解放后在家乡居住，多年后才去世。北京来的干部用电话请示了领导，获准后被录用，龙永图最初是到外经贸部我国驻联合国工作部（在美国）做一般性工作。后来，由于他表现出超人的责任心与能力，特别是他的果断、自信、从容与睿智，因此他的职务不断提挈，由一般工作人员最后提到外经贸部副部长。2003年，龙永图获得“CCTV2003年度经济人物”称号。2004年10月，获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颁发的联合国特别奖，表彰他对促进中国与联合国合作的杰出贡献。2005年8月8日，为表彰他在促进亚洲区域合作，和促进中欧，中比经济所做的努力，比利时国王阿尔欠二世授予他莱奥波德国王勋章。上述事实，完全说明龙永图在国内外的声望。

（龙永图校友回母校开展师生座谈会）

龙永图很重感情，他虽然位居高位，但对母校——贵州大学一直心怀感念，在上世纪中，每隔几年，他都回来看望母校师生，不忘故旧。

以上讲的只是贵州大学过去一百二十年来的点滴往事，主要是从原贵大学外语系的角度陈述的，又因为我在贵大工作的时间（1959——1992年）都一直是在原外语系（现外国语学院），所以问题看得很片面，绝不能代表整个贵州大学的全貌，仅供读者参考。

（72、73级校友看望熊寅谷老师）

（77级校友看望熊寅谷先生）

人物简介 

熊寅谷，1928年1月11日生于贵州省贵阳市，中共党员。1950年毕业于原贵阳师范学院外语系，1959年到贵州大学任教。50年代从事俄语教学，60年代后从事英语教学、科研及系行政领导。先后讲授英语专业本科各年级英语及硕士研究生语言学课程。译有《英语语法精义》，代表性论著有《我国外语教学今昔谈》等。曾为贵州大学外语系教授，国际TESOL（对外英语教学学会）、国际IPRA（语用学会）会员；中国逻辑与语言研究会、中国加拿大研究会会员；贵州省外语学会第一届副理事长，第二、三届理事长；贵州省语言学会第一届副理事长。

来源：校友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