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元月贵州大学毕业，一转眼，40年就过去了。贵大于我，是梦想，是台阶，是加油站，是新的起点，……怎么说都不为过。那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每一天都有故事发生，都值得回味；那些给我以知识营养的老师，那些给我以情谊和帮助的同学，那些给我以无私支持而难以回报的亲戚朋友，每一位、每一事都值得书写。最让我自豪的，是我们整整读了三年、考了三年，老师要求最严的三年，也是我们自己最为勤奋的三年。当然，看得见摸得着的，是我工作报到时带着的那七箱书。

蒋希文教授曾讲过，他从贵阳火车站坐马车到花溪贵州大学报到，赶车师傅对他及身边的那几箱书十分羡慕。又看到李懿教授齐天花板的书柜和大半床常读书，我就暗下决心，也要有一点自己的书。所以，我的七箱书，主要是靠贵大三年的星期天在花溪新华书店买的。查了一下记录，花了230多元钱。230元，在当下，只是大学生几日的生活费，而在那时，相当于一个省部级干部的月薪。我们大学生的月生活费，总共就13.5元。这个账不用算，一看就明白。当然，那时的书也很便宜，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三册，1142页，才2.75元。游国恩、王起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一册328页，才0.81元。那时，买书很难，除了经费，就是买不到。那时，整个花溪区，虽有贵州大学、贵州农学院和省委党校等，也只有花溪新华书店一处卖书。每有新书，前一天会贴出预售海报，我们下午放学后就去排队等候，一直等到星期天早上8点过才开始售书。为了买书，我不知道在花溪书店门口等了多少个通宵，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严寒夏日。每每排队，天色早，还可以看看书，天黑以后，就无所事事了。路灯很高，不是很亮，看书很费劲，只有数星星、数车辆了。那时，过往的车很少，很久才有一辆经过，数车很无趣，只能数从面前经过的男女，甚至还要加上街对面的人。也曾经同谢明旺等同学商量，你排上半夜，我排下半夜，次日早上插进队伍。这样的情况不多，因为排在后面的人会指责你插队，脸面上挂不住。一个人只能买一本（套），不能给他人带的。这样排队买书的情况多了，也同书店的人混成了熟脸，他们同情我们学生买书的难处，有时会一边递书，一边轻声告诉我：“还帮你留一本，结束后你等到”。后来排队又少了，而是星期天早上去帮助维持秩序，不让人插队，不让人拥挤，我买什么书，告诉他（她），收摊了再给我。我每每拿到新书，那种兴奋和感激，真是难以言表，下跪的想法都有。可惜时间久了，没有记住他们的姓和形象！

还有，那时很不容易买齐一套书，每次只能买到一册。比如《外国文学作品选》，共四册，我排队就只买到后三册。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同学陈尧坤发现我差第一册，他又只买到第一册，他就把那第一册送给了我。当然，这几箱书里，也有我在市内大十字新华书店和地摊上买的。这本无头无尾的老版《辞源》，就是我在次南门赶车前在地摊上淘的。

再有，为了把这几箱书运回铜仁，全得张平原同学、张建华同学和外语系的彭德全同学帮忙，是他们帮我搬到公交站，搬上公交车，搬到火车站的托运处。也要感谢贵阳火车站过磅的师傅，他见我一个人有那么几箱书，由赞叹到同情，得知我们还没有买到去玉屏的火车票，就主动承诺带我们从货运通道进站上车。

七箱书，倒了几趟才到铜仁汽车站。又从那里请人用板板车拖到地委老院的亲戚处。大约两公里路程，那人要了我6块钱，现在想起来，都觉得贵。

校友简介:

赵幼立，男，1954年3月出生，贵州沿河县人。1977年2月入贵大中文系读书，1980年元月毕业，先后在铜仁地区党校、纪委、政协工作，曾任政协铜仁地工委秘书长、省土家学会副会长，有专著《梵净山放歌丛书》和主编的《铜仁旅游文化集萃》等公开出版，多次担任地区社科奖和地管专家评委。2015年退休，现任铜仁市诗词楹联学会会长。

来源：校友投稿